掃黑除惡大背景下村霸正被“批量式”鏟除

　　把持基層政權最長達37年

　　被抓1年零兩個月后，山東省鄒平市魏橋鎮(zhèn)魏橋村原支部書記、村委會原主任張士學案迎來一審判決。

　　11月28日，山東省鄒平市人民法院對張士學等人涉惡勢力犯罪團伙一案作出一審判決。張士學犯聚眾斗毆罪、職務侵占罪、尋釁滋事罪、破壞生產經營罪、非法占用農用田地罪、騙取貸款罪、非法持有槍支罪等罪名，數(shù)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九年八個月，并處罰金10萬元。

　　鄒平市（縣級市、隸屬于濱州市）魏橋鎮(zhèn)是工業(yè)重鎮(zhèn)，入選“2019年度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zhèn)”，位列第395位。魏橋村是鎮(zhèn)政府所在地，民營經濟活躍，全村共有500多戶，2000余名村民。

　　多位受訪的魏橋村村民稱，張士學1958年生于該村，其父是老村支書，張士學不愛讀書，小學沒畢業(yè)就輟學。他1997年就進入村委會，最初擔任村委委員，從2003年至2017年，連續(xù)擔任了14年村支部書記（其中約有7年時間兼任村主任）。在換屆選舉時，張士學公開拉票，還專門給一些為他拉票的人買手機，以便拉票所用，不投他的人會遭到報復。

　　村民劉慶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4月?lián)Q屆投票時，全村有五六百人沒有投張士學。年底村里分刀魚、海帶等年貨時，張士學說這是他自掏腰包購買的，所以不發(fā)給那些不投他的村民，“但后來這些支出都掛到村委會賬目上。”

　　還有村民稱，有些村民因為不選張士學，家中有孩子從部隊轉業(yè)或外地上學畢業(yè)后，回村落戶時，張士學無故不給蓋章。這些村民到鎮(zhèn)政府反映也沒用，戶口就只好懸著，直到2014年，在新村主任堅持下，這部分人才陸續(xù)落戶。

　　張士學控制基層政權后，還把部分村干部驅趕出村委會辦公樓。在他擔任村支書期間擔任村主任的成傳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他經常給張士學提反對意見而被排擠。2014年，張士學將魏橋村村委會拆分成兩套班子，張士學領著幾人在新的村委辦公樓上班，而成傳兵和部分村干部被趕到以前的舊村委會瓦房內辦公。此后長達3年時間，雙方互不搭理，阻礙了村委會工作的正常開展。

　　這種長期把持基層政權的“村霸”并不鮮見。11月1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站發(fā)文剖析了北京市豐臺區(qū)長辛店鎮(zhèn)辛莊村原黨總支書記、村委會原主任石鳳剛案：2010年，石鳳剛任村主任，其間通過偽造材料違規(guī)入黨；2013年通過拉票賄選當選辛莊村黨總支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和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石鳳剛擔任一把手后，立即對村“兩委”進行“大換血”，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村內重要崗位，大搞“一言堂”。因為看不慣石鳳剛的獨斷專行，部分村“兩委”委員選擇了辭職。

　　為維持“家族統(tǒng)治”，石鳳剛讓其子石陽順利“接班”，通過各種手段安排大學剛畢業(yè)的石陽加入黨組織，并將其安插為村“兩委”委員，又通過一路拉票賄選，讓石陽當選為豐臺區(qū)人大代表。曾經的村委會某工作人員說：“石鳳剛買了幾十支錄音筆監(jiān)聽村民，了解真相的村民沒有人敢說他不好，因為不知道哪句話就傳到他耳朵里了。”

　　“中央政法委***劍”在上文中透露，已查處“村霸”累計干預基層選舉826起，其中把持基層政權最長的內蒙古自治區(qū)包頭市昆河鎮(zhèn)和平村黨支部原書記韓喜柱，橫行鄉(xiāng)里長達37年。

　　已查處“村霸”中，有762名依仗家族宗族勢力撐腰橫行。安徽淮南市三河鎮(zhèn)西瓦村原村主任吳化好以吳氏宗族為紐帶，糾集宗族惡勢力，勒索轄區(qū)企業(yè)，強占工程項目，把持基層政權長達20年。海南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劉誠認為，“村霸”代表的是宗族團體、黑社會團體的利益，視村（社區(qū)）為自己的私人領地，黨同伐異。

　　《農民日報》曾發(fā)表《“村霸”形成的原因及解決之道》一文稱，隨著村民自治實踐的發(fā)展，村民自治的內涵逐漸定義為“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及村務和政務公開”，即“四個民主、兩個公開”。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村民民主選舉卻可能被部分“村霸”利用。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村霸現(xiàn)象普遍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選舉制度存在漏洞，導致一些村霸成為村干部。村民選舉是我國的基層民主政治，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導致農村賄選、選舉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惡勢力滲透等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

　　呂德文認為，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推行后，農村的基層民主進一步發(fā)展，很多農村開始海選村干部。這種規(guī)定比較靈活，但是實際操作起來缺少配套制度，顯得比較粗糙。在這種背景下，基層黨委、政府對村集體的控制力變得相對薄弱，尤其是在城郊村、城中村和一些礦產資源比較豐富的村莊等，村干部的競爭很激烈。一些家族勢力很大、以前就做過一些生意的村民，就往往利用家族和經濟優(yōu)勢，通過賄選或恐嚇等手段，成為村干部。因此，村霸的產生與當時比較開放的基層治理政治環(huán)境有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