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向副國級領導尖銳發(fā)問 提問了什么問題

　　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和抗訴問題，是座談的焦點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公、檢、法、律都有關注，專家學者也發(fā)表了很好的意見。”

　　張軍表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下的上訴和抗訴問題很復雜，需要具體作一些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為此，張軍列出幾種情形——

　　第一種，被告人因對犯罪事實證據反悔，提出不同意見或提出辯解意見而被從重處罰的上訴，是被告人的正當權利，檢察官應當尊重，不應當予以抗訴。

　　第二種，被告人認罪認罰，法官在幅度刑的高線量刑，或沒有采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對被告人給予更重量刑引發(fā)的上訴，同樣是被告人的權利，應當尊重，檢察機關不應當抗訴。

　　此外，被告人在庭上認罪認罰，但是對于罪行作了審查起訴階段沒有做過的辯解，認為自己犯罪主觀惡性或者客觀危害性較輕，對指控犯罪的證據有的予以否認，但最終亦認罰的，檢察官原則上不應當抗訴。 被告人辯解或律師辯護、被告人予以配合認同，均是被告人的權利，只要起訴指控的事實證據法庭總體予以采納，沒有因無事實、證據依據的辯解影響定罪量刑的，也不應當抗訴。 對此類情形，檢察官要從自身指控證明犯罪能力和做認罪認罰從寬審查起訴階段的工作質量上找問題、補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