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在中使館裝竊聽器 間諜工具和地圖曝光

　　堪培拉的“被害妄想”

　　正如陳弘所提到的，在澳情報安全部門眼中，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影響滲透”和“間諜威脅”無處不在，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總干事伯吉斯曾對外聲稱，“澳面臨的外國滲透和干涉威脅在規(guī)模、廣度和目標等方面均前所未有，嚴重程度甚至超過冷戰(zhàn)時期”，“澳各行各業(yè)都是外國干涉的潛在對象，包括各級別議員及其團隊、政府官員、媒體和分析人士、商界領(lǐng)袖、高校等”。在這種“被害妄想”的意識下，澳大利亞情報安全部門不斷鼓動政府出臺針對所謂“外國影響滲透”活動的法案，并且向澳國內(nèi)媒體“喂料”，暗中支持媒體炒作“中國間諜威脅”，毒化澳中關(guān)系。

　　“向相關(guān)媒體‘喂料’，借助媒體對某些敏感問題進行炒作，放大、夸大乃至歪曲某些事件及其重要性，是澳情報安全部門常用的重要手段。”陳弘舉例說，去年曾引起各界關(guān)注的“王立強間諜事件”就很典型。

　　2019年11月，澳大利亞所謂的調(diào)查記者尼克·麥肯齊在澳《悉尼先驅(qū)晨報》《時代報》和9號電視臺調(diào)查新聞節(jié)目《60分鐘》中聲稱一個名叫王立強的27歲中國男子叛逃澳大利亞，王立強自稱是“中國間諜”，“曾在香港、***地區(qū)指揮了間諜活動，后被派遣到澳大利亞開展工作”。陳弘表示：“王立強的自述疑點重重，明顯屬于詐騙，但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既然王立強自稱‘叛逃’，那必定是與澳方情報安全部門接觸，且按常理澳方不可能讓他主動接觸媒體，那么媒體的消息來源是什么？一個較符合邏輯的判斷是，澳情報部門早已判斷王立強屬于詐騙，但有意放風給記者，借此炒作中國威脅論，至于此事是否屬實，情報部門不作評論，只要在社會上造成所謂‘中國間諜威脅澳大利亞安全’的輿論氛圍就行。”

　　對澳情報官員和部分媒體對中方的所謂指控，中方多次進行嚴厲駁斥，正如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所說：“（澳大利亞）不斷編造所謂中國的‘間諜案’，對澳大利亞的‘滲透案’，我想無論情節(jié)多么離奇，花樣如何翻新，謊言終究是謊言。”